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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土插队”的磨难，吴榕只要回中国，必定去广西灵川县的一个小山村，看望那里淳朴的农民，重温热情与苦难并存的岁月。

历经“洋插队”的艰苦，吴榕只要去纽约，必定去纽约世贸大厦的遗址，在那里静坐一会儿，凭吊当初的梦想，也牵挂自“911事件”后就杳无音信的患难之交。

在“土插队”的日子里，十六七岁的吴榕到深山砍柴，不慎摔下山崖，被一个树桩挡住才捡回一条命。当时，吴榕的第一反应不是自己受伤与否，而是要拼命抓住为“人民公社”砍的柴。

在“洋插队”的日子里，吴榕在纽约的餐馆打工挣学费，把一天的工钱藏在鞋底后，吴榕才敢在晚上11点坐地铁回住所。所幸吴榕认识一对在华尔街工作的华裔夫妇，这队夫妇成了吴榕的患难之交，每晚上11点后，这对夫妇必定在纽约的某地铁战附近接她。然而，自911事件后，这对夫妇便与吴榕失去联络。吴榕每到纽约，必到世贸废墟，每次都近乎落泪。

吴榕在世贸遗址近乎落泪，除了牵挂“911”之后音信全无的那对夫妻，还有凭吊当初来的梦想：做华尔街的金融分析师。如今的吴榕虽然是美国第一大保险公司总部的高层经理，但华尔街，世贸大厦，毕竟是当初的梦想之地。吴榕的梦想之地，却在“911”后变成一片废墟。

1982年，吴榕从中山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多次发表金融类学术论文。1986年来到美国，她攻读的是经济学硕士，有着这样的经历，把华尔街当成梦想之地很自然。

在“土插队”的日子里，吴榕难以想象她今后会有这样的人生梦想，当时她所想的，只是如何争取“工农兵上大学”机会。吴榕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在“文革”时期，这样的出身让她变成“黑五类”，想上大学，难上加难。

吴榕每次回国必回当年插队的地方，是因为她感激当地的农民，是他们给了她上学的机会，也给了她这个“黑五类”改变人生的机会。“村里的农民开大会，讨论推荐谁去上工农兵大学，”在唐人街的一家餐馆，吴榕与记者闲聊人生，“当时村里的一些农民推荐我，另一派则要推荐一个知青的儿子，两派争吵不休，但最终村里还决定推荐我。”

1975年8月的一天，吴榕戴着草帽，穿着草鞋，为了“工农兵上大学”的机会而步行20多里，来到广西灵川县教育局。当时，吴榕上大学的推荐经过生产队、大队、公社的层层“政审”，最后在县教育局给卡住了。

“当时县教育局局长对我说，你爸爸不是党员，所以不能推荐你上大学，大学是没有，但可以读中专。”回忆“上山下乡”的苦涩，吴榕笑着说。

就这样，吴榕没上成大学，却做了一个工农兵推荐的中专生，毕业后回农村教书。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吴榕顺利考上中山大学，作为77级学生，攻读经济专业。

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忆及在农村插队的日子，似乎总是面带笑容，吴榕也是这样。或许这是一种豁达人生观，在历经磨难的地方，也是留下青春足迹与热情地方，也是有着美好记忆的地方。

在吴榕“土插队”的山村，她每天做三朝工，一天的拿两毛五的“工分”。吴榕说：“那时我们每天做三朝工，早上四五点起床在农田干活至九点，第二朝工从十点到中午一两点，第三朝工则是从下午三点干到天黑。”

在“文革”的政治环境下，吴榕其他公社社员一样，只想着“只争朝夕”，为人民公社的建设多干活。就是这种热情，让吴榕在天朦朦亮的时候和另外两个女知青步行20多里，到深山砍柴，结果差点送了命。

“山很陡，我们都知道挑柴走过某段山路时，是不能换肩挑的，否则容易失去重心摔下山崖。”吴榕说，“可我那天糊涂了，就在那个地方换肩，结果就摔倒，沿着山崖往下滚，幸亏有个树桩挡住了我。”

“当时我砍的柴禾有一些散落山崖，我想的只是抓住其中的一些，并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危。”吴榕笑着说。等到吴榕把剩下的柴禾挑回村子，村里老农民围住她，很关心。有个老农说，那个地方摔过不少人，死的死，伤的伤，是吴榕人好，前世积德，才没有死。

当时的吴榕不仅能下地干活，还是卫生员，会打针和针灸，农民自然喜欢她。更重要的是，在“文革”年代，吴榕还是该村的“先进通讯员”，她写该村的先进事迹，经常在县广播电台播放，为该村争了光。

在那个讲究“又红又专”的年代，吴榕每天还为村里的“五保户”（无劳动能力，需社员照顾生活的人）挑水。在吴榕离开“土插队”的村子时，该“五保户”送了吴榕一双至今难忘的草鞋。“那草鞋全是用稻草杆中间的一段编织而成的，是一双用料最好的草鞋。”吴榕说这句话时，似乎在谈论世上最美好的东西。

吴榕的人生转折，除了“土插队”时村里的农民推荐她上大学，还有就是她以中山大学讲师的身份去香港进修。1982年中山大学毕业，吴榕留校任教，并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金融专业学术论文。任教期间，吴榕获得去香港学习进修的机会，对西方世界有了很多了解，为她在1986年来美国攻读经济学硕士埋下伏笔，也带了她“洋插队”的人生。

开始“洋插队”的生活，吴榕自认能力强，暑期去纽约打工挣学费。当时她看到纽约帝国大厦有公司招经济分析员，吴榕自信地去面试，结果碰壁，最后去了餐馆洗盘子。有着“土插队”的磨炼，“洋插队”生活的艰苦自燃很容易挺过来，但最“洋插队”最大的困难，却是如何克服东西文化的鸿沟，真正溶入美国社会。

吴榕的一生似乎和农民有缘，1989年从印第安那州Ball State大学毕业后，吴榕进入State Farm公司，该公司位居财富500强第19位，是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其名称也带了一个“农”字。

“来美国后最困难的时期，是刚开始工作、真正踏入美国社会的时期，因为要和美国同事交道，而自己却是个东方人。”吴榕说。吴榕是State Farm公司第一位来自大陆的华裔员工，从最初的程序员一直做到如今该公司总部的高层经理，吴榕用17年的时间去跨越了东西文化的鸿沟。

实际上，吴榕在1988年从Ball State大学毕业后，又读了半年多的工商管理专业，但后来又放弃了。当时吴榕想的是，一个黄面孔怎么可能在美国公司做经理呢？

吴榕的担忧也不无道理，在当时，即便是在现在，美国中西部地区的主流文化也是比东西两岸要保守得多，State Farm作为总部在伊州的企业，一个亚裔要进入该公司，想升迁，头上的“玻璃天花板”似乎要厚很多。

但是，吴榕在17年的时间里打破了层层“玻璃天花板”，职位不断升迁。这其中除了丈夫的支持，更重要的则是吴榕积极的人生态度。“很多华裔在美国公司做技术性工作，拿着高薪，就觉得人生到点了，该停下来享受生活了。”吴榕说，“走到那样的一步，当然不容易，当然要享受休息一下，但人生奋斗却不能从此停下来。”

从当初认为亚裔不太可能在美国公司当经理的吴榕，到如今身为State Farm的高层经理的吴榕，她用自己行动证明：只要有目标，有信息，亚裔也可以做领导。

有着成功的奋斗经历，吴榕还要鼓励更多的亚裔成为商界的领导。在业余时间，吴榕积极参加亚裔社区的活动，曾担任美华协会（OCA）等华裔团体的要职，为很多华裔在溶入主流社会方面提供辅导，她还连续五年参加“阿森那”（ATHENA）国际妇女领袖会议，为美国少数族裔妇女在职业发展上交流经验。

转载自《世界华人周刊》第九期(2008年1月11日-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