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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羊网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回看大潮 尽管连连说要放平心态，但著名音乐人陈小奇还是希望能改变广东流行乐坛“开花不结果”的宿命  不管经历多少风雨，毛宁和杨钰莹仍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无可替代的“金童玉女” □文/本报记者 邓琼 实习生 韦英哲 图/本报记者 阙道华 魏辉 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内地，几乎可以这样说：你可能没坐过船，但是不可能避得开那句悠长的“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可能你不是打工的“外来妹”，但是不可能忘得了那句甜美的“我不想说，我很亲切”；可能你自家没有兄长，但是不可能听不到那句直抒胸臆的“大哥你好吗”…… 因为有了《涛声依旧》、《我不想说》、《大哥你好吗》这些歌，有了毛宁、杨钰莹、甘苹这批歌手，广东成为了流行乐坛重镇，风头直逼文化中心———北京。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歌和这些人，从广东这块“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中生长起来的、为计划经济时代人们所陌生的那些爱与痛，荣与辱，勇敢与迷惘，执著与放手，才以空前的速度传播到全国，传递给时代。 而这些歌的作者、这些歌手走红的推动者，是同一个人———陈小奇。 如今，陈小奇已拥有了各种称号、官衔，但是最为本质的有二：“词曲作家”，这是他“扬名立万”的本职工作；“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主席”，这是他多年积累的江湖地位，更表明了一份对于岭南本土文化的坚守。 潮涨，他逐浪弄潮；潮落，他力挽狂澜。回望三十年间的广东流行音乐，最不容缺席的就是他陈小奇。 初出茅庐 大学时就已发表过音乐作品 参加高考，自己找回100分 羊城晚报：您是学中文出身的，又属于著名的“七七、七八级”这个群落。当年考大学有什么波折吗？ 陈小奇（以下简称“陈”）：1977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榜上无名，当时不能查分，现在我真怀疑是不是吃了哑巴亏。因为第二年我再考，放榜时成绩是272分，那时要270分才有体检资格，我只超出2分，最多也只能上个专科。这可跟我的自我感觉差得太离谱了，当年允许查分了，于是我赶紧到地 与乐结缘，背着提琴上大学 羊城晚报：听说您是背着小提琴进大学的，跟音乐的缘分从小就结下了吗？ 陈：其实小时候学的东西还真蛮多的，包括音乐、美术等等，但也都是自学。我父母都是1941年入党的老革命，解放后母亲还在县文化馆当馆长，所以有个家庭环境。文革开始时我正读六年级，突然就没书念了，闲着无聊就玩起了乐器。学的其实比较杂，最早是笛子和二胡，特别笛子很便宜嘛，拿根竹子钻几个孔就可以了，也没有老师，自己对着书瞎练。后来进了中学，接触的乐器更多了，什么唢呐、板胡、三弦都有。小提琴是到了差不多高二时开始学的，花十块钱买了一把小提琴，已经是“很恐怖”的价钱啦，但还是自己学，请不起老师。自从接触了音乐，可以说我是一直没停过，高中毕业后，我是工厂里面的宣传队长兼乐队队长。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发表过音乐作品，第一首正式公开出版的歌曲是在《岭南音乐》上发表的《我爱这金色的校园》。 被人顶位，转行当戏曲编辑 羊城晚报：你们那一批大学毕业生应该很走俏啊，为何你毕业了没去出版社、机关或者报社，而当了唱片编辑？ 陈：实际上我当时最想做的还是搞文学，原来联系的是花城出版社《旅伴》杂志，本来以为十拿九稳，没想到最后关头叫另一关系比较硬的家伙顶掉了。这回抓瞎了，因为我连第二候补的都没有。傻傻地看了半天分配方案以后，发现中国唱片社广州分社要人，这时我的音乐神经开始有点波动了。我一打听，人家需要的是一个戏曲编辑，本来我没多大兴趣，但是他们那里还可以分房子，这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就去了。这一下还真当了几年的戏曲编辑，除了粤剧有人负责以外，其他的剧种，包括海南的琼剧，广东的潮剧、汉剧、山歌剧，我都下过乡整台戏整台戏地录，回来制作成磁带发行。
大放异彩 《涛声依旧》表现一代人的困惑 澄清：那不是一个爱情故事 羊城晚报：那您什么时候开始流行音乐创作的？ 陈：记得也就是1983年年底，中唱有个编辑跟我说有些外国民歌， 需要填上中文歌词。其实呢古典格律诗词我是填过不少。那个时候我也创作现代诗，所以那个编辑认为我古今诗词都懂，填歌词应该也没问题。我想反正也挺好玩，就试着填了一批，第一首发表出来的是《我的吉他》，用的旋律是西班牙民谣《爱的罗曼史》。一出来反响挺好的，渐渐就有人找来专门要我干这个了。 羊城晚报：您那首脍炙人口的《涛声依旧》是怎样创作出来的，这是一首性情之作还是命题作文？ 陈：这首《涛声依旧》只是我某种类型创作的其中之一。因为这种风格的歌曲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的时候，就一直在摸索。我本身是学中文出来的，对古典诗词的意境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在填词时，潜意识总是会想把这东西偷偷地塞进去。1984年我写的《敦煌梦》，以及后来的《梦江南》、《灞桥 1989、1990年那段时间我开始自己作曲，《涛声依旧》是我自己作曲的第二首作品。上世纪80年代的创作还没到专门为歌手量身订做的地步，倒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说来不好意思，想到写这首歌正是在上厕所的时候，我想起张继的那首《枫桥夜泊》诗，那么美。那诗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对愁眠”那愁是什么愁，为什么这么愁，是乡里之愁还是个人情感上的忧愁？我就觉得应该有个故事。其实我要特别澄清一下，这首歌词被大多数的人看成一 羊城晚报：那歌词中“旧船票”这个意象的灵感得自何处呢？ 陈：“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中用到“旧船票”，其实这很自然。“夜半钟声到客船”，有船嘛，那肯定有船票。因为我想表现那种意 揭秘：甘苹“抢”了我的大哥 羊城晚报：《大哥你好吗》这首歌被看作是“打工者歌曲”的代表作，您当时是怎么创作的？ 陈：写《大哥你好吗》的触发点是，当时我哥哥去荷兰留学，他走了以后，我想写一首跟哥哥感情的歌。我就开始构思，可是还没构思完，公司签下了甘苹，我们给她定位是一个邻家小妹的形象，我就把这个题材转到了她那里。当时写的时候是想表达一个小妹对出门在外的大哥的怀念。不过我心里给“大哥”制定的背景是，当时社会上有很多人离开了单位、离开了家，离开了以前永远都由别人指使做事的那种生活，想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所以义无反顾离开。 流行歌曲的创作必须要从整个社会背景去寻找轨迹，例如李春波的《小芳》，因为跟知青有关，虽然歌里面一点都没提到，但映射出了那个社会背景，所以一下子就火了。1991年第一次举办“穗台杯”歌手大赛，台湾也有参赛者唱《涛声依旧》，他们说台湾那边的老兵听了全流眼泪，因为想起了自己当年坐船去台湾。 三十年前 借流行音乐爆发变革活力 非议：至今有人反对搞流行音乐 羊城晚报：改革开放给中国当代文化带来巨大活力，为何在广东是首先选择了流行音乐领域，而不是别的什么领域爆发出这种社会变革后的活力，进而使得流行音乐成为了岭南文化领跑全国的一骑先锋呢？ 陈：我觉得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广州本身就是一个平民文化的城市，从一开始就对娱乐有很强的需求。天高皇帝远，广东这边没有“大一统”思想的熏陶，人们的思维本来就带海洋式的开放式的思维，而且又毗邻香港，流行音乐来得很快，所以很容易就接受了。当时广东还可以听香港的电台，在这种背景下，没理由不喜欢流行音乐。 羊城晚报：广东的流行音乐肯定也受到过不少非议吧？ 陈：当然有啦。流行音乐刚兴起的时候，就被骂得一塌糊涂。音协里面很多老革命说，我们奋斗了一辈子，就是为了反对这种靡靡之音！流行音乐就是“黄色音乐”，我们刚刚干掉了那些反革命队伍，你们现在又把这些东西捡回来，我们算什么？！直到前两年，我被选为省音协副主席，还有某位著名老音乐家 羊城晚报：那您如何回应那些认为流行音乐过于低俗、甚至恶俗的指责？ 陈：我觉得其实只要不是特别过分，就先放在那里，老百姓自有他自己的辨别能力，也不是那么弱智的，不好的始终会被摒弃。这些年大火的哪首歌有问题？《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我觉得都蛮好啊。不能把某些人看不惯的东西都说成是恶俗，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对平民文化怎么看。我们一说文化就指的是精英文化，通俗就等于低俗，一直都是这么看的。所以我觉得，“雅”好像已经被很多人当成一种特权，一块遮羞布了。一旦他写的东西没人看、没人听，就说是因为“雅”；最要命的是还反推出，如果看的、听的人多，就说明这作品“俗”。其实，因为曲高所以和寡是成立的，但是如果你用作品“和寡”来说明“曲高”，就很荒谬了。
流失：希望政府更看重平民文化 羊城晚报：有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就是，近年来广东的流行乐坛变得低迷，人才流失很严重。为改变这种现象，您还和同道中人一起成立了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陈：我愿意这样回答你，广州又名“花城”，开花就是我们的宿命，即不断为流行乐坛提供新鲜的现象、作品和人才，他们要前往北京或其他地方结果，这也是很自然的事，不必强留。我们定位准确、心态放平，不断出新就是我们的价值所在。 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要发展，还是必须把自己建设成一个中心，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永远摆脱不了向人家输送人才的宿命。而怎样建设这个中心？关键要靠政府！现在最大的瓶颈就是政府到底能不能认识到平民文化对广州的重要性，这是流行音乐在这块土地上生长的命脉所在。广东流行乐坛的人才流失一直都控制不住，政府从来都没有提出什么吸引人才的政策，人走就走啦，好像我们还是人才大把一样。但北京那边一直通过入户、开公司，包括买房买车的优惠条件吸引人。我们的这个协会就是靠大家一股热情的支持，但能够撑多久，也还没有定数。 羊城晚报：那您为什么没有“流失”到北方去发展呢？照说，肯定很多地方“挖”你吧？ 陈：这个也没什么不好理解的。我从来就在南方长大，这辈子从来没有长期离开过广东。其中原因很多，单纯从生理上说，我觉得在南方才能过得舒服，到北京就不行，太干燥，吃东西又不习惯。从精神上，我觉得广东是一个比较平民化的社会，人们思想比较开放，你会过得很轻松。从创作上来看，我觉得我的风格适合在南方，因为我追求的就是一种比较含蓄、内敛的南方曲风，如果到了北京，要么改变自己的风格，要么就彻底给毙掉。 ■链接 广东流行乐坛“第一”纪录 广东开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先河的标志性事件有哪些？ 陈小奇认为，中国的流行音乐要寻根问祖的话，从辈分上来说，老祖宗就是上海，上海的儿子是香港，香港的儿子是广东。广东流行音乐可以数出来的“第一”太多了： 全国第一支轻音乐队是1977年毕晓世在广东省歌舞团建立的，叫“紫罗兰”轻音乐队，当时还属于体制内的乐队，大概由七八个人组成。比改革开放还早了一年，这是标志性的事件。 1978年开始有了音乐茶座，开辟了一种体制外的音乐演出的队伍。根据广州市文化局的统计，音乐茶座最鼎盛的时候，一共有75家。 1985年广东举办新歌新风新人大奖赛，首次评出了“十大金曲”和“十大歌星”，这是个很了不起的概念。自从这比赛搞完以后，这类似的评选才扩张到了全国。上世纪80年代，广东还率先推出了电台的排行榜，这些做法在当时也是开全国先河的。还有在广东还率先拍摄了MTV，出版卡拉OK，也是全国最早。 上世纪90年代初，广东就率先出现了歌手签约制度。 1994年朱小丹书记在广州市委当宣传部部长的时候，还举办了一次全国的流行音乐研讨会。这是第一次由党委宣传部门举办的研讨会，当时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导致了1995年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研讨年”。 进入这个世纪，广东流行音乐的最大亮点是率先发展新媒体音乐。网络和手机这两个媒体对于广东在新时期的流行音乐所起到的作用是空前的，广东人又饮了这道“头啖汤”。 http://www.ycwb.com/ycwb/2008-04/08/content_1856349.htm （编辑：Robb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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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奇说广东流行乐坛：开花就是我们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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