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校见闻

我是生在中大、长在中大、献身中大的中大之女。我与中大的花草树木、楼房亭阁、河塘土地、师生员工已有５４年的交情，目睹和经历了许多校园里的人、事、物、景的历史变迁。

我父母都是中山大学的教授，都是国内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父亲还是哈佛大学研究生毕业的“海归”学者。他１９４７年回国，时年２８岁，成为当时可能是全国最年轻的教授。

我曾经在中大校园度过了金色的童年和幸福的少年时代。回忆多是美好的。这里的人文环境，能为一个人的人文素养、人品修养、人格塑造刻下烙印。中山大学有史以来以文科见长。曾在中山大学任教的文史哲学科大师泰斗或著名教授真多。我能记得的父母同事、住宅邻居、称叔道伯的有：历史系的陈寅恪、刘节、蒋相泽、金应熙、陈锡祺、钟一均以及后来调到恢复的法律系的端木正、调到恢复的社会学系的何肇发等； 中文系的容庚、商承祚、王起、楼栖、吴宏聪等；哲学系的马采、杨荣国、刘嵘、张迪懋、罗克丁等；外文系的戴镏龄、周光耀、谢文通、高铭元、方淑珍、杨秀珍、王宗炎等。我父母是搞文科的，所以我从小受父母以及同事朋友的影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不自觉地将他们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和崇拜的偶像，从小学就立志要成为有所建树的大学教授。文革前的省长、市长、校长、党委书记对我父亲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给予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精神物质的支持，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校长和党委书记都是我党的老干部，例如冯乃超、李嘉人、黄焕秋，他们都懂得知识分子政策，善于爱惜人才，经常与教授们近距离接触。我也从中感受党的温暖。

孩童时期接触比较多的人当中，还有大学生和工友。我们当时的中大附小请了一些在校大学生作少先队辅导员。大学生带小学生，小学生跟大学生，这也对我在这所大学校园里成长多了一类榜样，增添了环境熏陶的价值意义。说到工友，那时的校园工人兢兢业业、尽职爱岗、不辞劳苦为教师们服务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我父亲尽管是地位颇高的教授，但他对门卫、食堂、园林工人很尊重，见面都相互打招呼。我还记忆犹新的工人有九叔、三妹、桂姐、馨姐等等。

中大的建筑和中大文人一样富有人文色彩。惺亭的吊钟无声胜有声，默默地在学子心中奏响校园钟声的旋律，陪伴着学生的晨读和夜谈。怀士堂随着时代变迁而变换着它的功能。从解放前的礼拜堂，到文革前的周末舞厅，春节的团拜礼堂和茶话会场，到今天的精彩报告会场和毕业典礼会场。黑石屋以其独特的室内屋外风格披着神秘的色彩。我依稀记得五六十年代的影片《羊城暗哨》就有几个暗杀镜头在这屋外的大榕树下拍摄。现在这里仍然是接待贵宾稀客的高贵地方。人类学系楼（原校图书馆）门前的母子石狮是我们小时候爬上去玩耍的大玩具。文革时被人推翻掩埋。多亏花岗岩石顽固不化，才能重见天日幸存至今。孙中山铜像据说是全世界仅存的三件真品。遗憾的是，文革时被人打掉了手里的拐杖。不过，伟人风度不减，姿态变成了“指点江山”，也不失真。

中大的自然环境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榕树构成的林荫道是一景。大榕树的树冠、树根、树须、树形好像都在述说着故事，能给人无限的遐想。校园里的植物之丰富可以称得上一个植物园。可惜的是，有些果树现在校园里已经很少见到了。中大曾经有好多河塘，东区和西区都有好几个。河里养鱼、放鸭、种藕，还有那几片西洋菜地，构成了一幅校园里的田园风光。

想起那时的校园文化生活，很“原始”，很“传统”。露天电影广场（现在的梁銶琚堂）有放映室、主看台，草地上竖着电影屏幕。每到周末，人们扛着椅子端着凳子，从四面八方进场。偶尔有京剧表演或话剧演出，风雨操场（现在的中山楼）内凭票进场，但管理松散，调皮捣蛋或整蛊作怪的孩童在舞台前后左右追逐嬉戏，常常影响演出。除了看电影和看演出，很多人晚饭后喜欢到西大球场
以及中区草坪“走谈”，那里是夏天大人纳凉孩子捉草蜢萤火虫的地方。我父母是棋琴书画爱好者，晚饭后常见他们下围棋，周末有时开家庭音乐会，吹拉弹唱，甚是温馨热闹。

时光飞逝，今天的中大已经在校园面积、人力资源、环境条件等方面昔非今比。我从１９７９年开始在这所生我养我培育过我的南国学府从事教学，为实现孩童时期的梦想而如痴如醉地把身心献给我钟爱的高等教育事业，至今也已经２５个年头。中山大学，这是一片赋予我生命、哺育我成长、我将为她奉献终身的神奇园地。 （夏纪梅）

编者注：本文作者系”中国行政学之父“、我校原教务长夏书章教授之女，曾任外语学院副院长，其妹夏纪慧现任全国政协外事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