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同美國教師訪華雜記
于仁秋
我在紐約華美協進社教中國歷史，不覺已超過十年；協助他們培訓中學教師，也有五、六年了。今年暑假，該社組織了一個“當代中國學習考察團，”從過去兩年已在該社主辦的中國史講習班進修過的教師中選拔了十女七男共十七人參加，聘請我和太太擔任隨團學術顧問，另派一行政管理人員擔任領隊，一行共二十人從七月十五日至八月四日遊訪了北京、上海、蘇州、成都、廣州、香港等地。我們這次學習遊行的全部費用，得到“佛利曼基金會”(Freeman Foundation)的資助。每一位教師都有一研究課題，要寫一篇論文；所有的教師回美後都要提出課程設計，在其任教的學校教中國文化、歷史。行前，團員之一、在紐約市布朗士某中學教書的黛安說：“我這次中國之旅的目的是：搜集可靠而準確的資料，幫助我的學生客觀地了解真實的中國。”我當時盛贊她的雄心，心下卻是明白，這實在是不易達到的理想境界。中國自十九世紀下半葉起，便開始了由傳統文明向現代文明過渡的轉型期，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越轉越快，變化劇烈，新舊並存，土洋共舉，我們在美國隔洋望去，固不免霧裡看花之感，就算是身處其中的中國人，也很少有確知中國真實的自信。中國轉型時期的重重複雜性和種種矛盾，便是中國不能以一兩句話概括的真實。
然而黛安自我設定的目標，都是求知和教學的根本。理想也許永遠無法實現，但理想卻永遠不能放棄。朝夕相處二十天，我默默觀察，見黛安隨身攜帶小筆記本，凡有所見所聞，隨時隨地便記下來，我很高興她如此勤勉。其他一些教師也每天寫日記，相信他們累積的點滴細節，會成為他們今後教學生時的具體材料，和逐漸接近理解中國現實的經驗素材。
下面記述的，是我從旁觀察到的這些老師學習認識中國過程中的一些細節，以及我和他們的一些討論、談話。我所留意的，是他們的問題，他們提問題的方式，以及他們對在中國所見所聞的即興反應。我的觀察是，由於中美文化、歷史的巨大差異，即便兩國人民有熾烈的欲望去了解對方，要達到真正的相互理解，也還有很漫長的路程。
一．“真實的中國”
1
到上海的第一天，我們參觀了上海博物館、上海城市規劃展覽館、上海歌劇院，晚上還在上海歌劇院看了一場雜技。第二天上午到浦東參觀了上海科技城及金茂大廈。
教師們都被這些現代建築震住了。他們的典型反應是：
這太不可思議了！這是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當他們得知這些都是近十年內建成的新建築時，都感慨道，以中國人的這種干勁和速度，假以時日，浦東必將是另一個曼哈頓島。
大家一片驚詫聲中，來自曼哈頓的蘇珊卻表達了一種強烈的不以為然的意見。蘇珊五十多歲，曾去過歐洲、印度等地。她說：上海太不像中國了。這些現代化的建築使她驚愕，感到恐慌：世界一体化的潮流正在淹沒本土文化。中國人不應該這樣高速度地現代化，而應該保存他們的固有文明和傳統的生活方式。她站在金茂大廈說：你瞧，現在人們都住進了公寓大樓，他們還怎麼能保存繼續三代同堂的儒家傳統呢！
蘇珊議論風生，一腔政治上正確的鏗鏘，假定中國人都要保持傳統，並認定從事現代化的不是真正的中國人。
我於是和她聊天，不緊不慢地說，一代人之前，上海以至全中國的居住條件擁擠惡劣，像妳想像中的那種三代同堂的田園生活，在真實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再往前推，從二十世紀初起，中國飽受外患內戰之摧殘，到九一八事變日本侵占東三省之後，全國為民族生存而鬥爭，數以千萬計的人們流離失所，長年過的難民日子。對這些難民和難民的後代來說，那段日子裡有哪些傳統的生活方式是值得保存的呢？對那些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經歷過政治掛帥底下窮困日子的中國人來說，那段日子裡又有哪些傳統是必須保存的呢？快速現代化未必全都是好，但假定傳統社會優於現代社會卻不符合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真實。中國在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改革開放，快速現代化，其主要動力來原於對自身歷史的痛苦反思和對當代世界的重新認識，決定是中國人做的，努力是中國人付出的，這實在是太中國了。
蘇珊聽了，很客氣地說，你這是另一種觀點，也挺不錯。只是，上海如此現代化、如此西方化，我總覺得它不是真實的中國。
我知道我們的交談不可能一下子就轉變蘇珊多年形成的對中國傳統的看法。蘇珊對傳統中國文化，存有一種溫情，將它想像成靜止的、中庸的、田園牧歌式的，在這次旅行中找不到這樣子的中國，就慌了神。她在許多場合的提問、議論，還反應出她一個固執的偏見，那便是真正的中國人應該是保守的、固守傳統的、排斥外來文化的。她的這種偏見從何而來在此難以深究，而我卻在四川看樂山大佛之後，對此做了一番有針對性的議論。
樂山大佛始建於盛唐初期，完成於九世紀初 (713-803)，前後費時九十年。大佛高七十一米，“聖容儼然，”據說是世界第一大佛。參觀遊覽後回成都途中，我在巴士上給諸位教師介紹海通法師的故事 (據唐韋皋《嘉州凌雲寺大彌勒石像記》，貴州沙門海通法師立宏願造大佛，集得善款後，“時有郡吏，將求賄於禪師。師曰：自目可剜，佛財難得。吏發怒曰：嘗試將來。師乃自抉其目，捧盤致之。吏因大驚，奔走祈悔。”)，并發議論說，佛教起源於印度，本是外來文化，如果古代中國人死守固有文化，拒絕佛教，那麼就不會有唐宋三教合一的昌盛文明，今天我們大概也看不到樂山大佛了。如今我們瞻仰樂山大佛，很自然地將其當作中國古代文明一部分，其實也應該聯想到，古代的許多中國人，對外來文化原有一種開放的態度，能夠欣賞、接受、吸收、消化其它國家的好東西，從而豐富了本民族的精神和物質生活。海通造佛像，現代中國人引進最新科技建造博物館、科技城，其間有一種傳統，有一種精神一脈相承。千年回眸，唐代的海通當然是道地的中國人；近處觀山，怎麼上海就不是真實的中國了呢？
我的議論沒有引發討論。走了一天，大家都累了，一個個都閉上眼睛養起神來。漸漸的，我也打起盹來，朦朧睡去。
2
由於我的提議，我們一行坐火車從北京到上海，是直達特快軟臥。在北京火車站，我們和普通中國旅客一樣肩背手提，衝鋒陷陣；剪票入站口最是擁擠不堪，而有幾位教師被擠得東倒西歪之際還不忘拿著攝相機、照相機搶鏡頭留念，所幸并沒有一個人走丟。
到火車上坐定之後，我問有沒有人願意跟我到餐廳去用餐。起初只有三個年輕小伙子起身跟了我走。原來我們去年商量行程時，華美協進社的主管人員就擔心火車上這一頓飯，最後決定當晚免除團體進餐，由個人自己買干糧充飢。我和這些教師在北京一起共有四天，觀察他們吃中國飯沒有甚麼問題，所以放心建議他們到餐車吃頓熱飯。
大概是出於好奇，最後一共有十三位教師陸續到餐車來就餐。我很高興，和太太一起幫他們找座位、點菜、叫啤酒。餐車上供應的都是些家常小菜，品種不多，但價錢公道，上菜也很迅捷。我們十五個人分坐四張桌子，每張桌子都上了四個菜。我對教師們說，我很高興你們有那麼點冒險精神到此來吃一頓不是專門為外國遊客做的飯，今晚我請客。這頗出乎他們意料，眾人稱謝不已。
第二天，大家聚在一起時，我說，昨晚我請你們十三人吃飯，加我夫妻二人共十五人，合計只花了三百六十多人民幣，大約四十四美金，分攤開來每人還不到三元美金。教師們都嘆道：怎麼這麼便宜！
我笑笑說：所以你們不必特別謝我。而且我們應該知道，火車餐車上的飯菜比一般街道飯館的要貴一些，因此要是我們到一般飯館去吃家常飯，大概不夠一元美金就吃飽了。這便是中國的現實：生活水平還很低，拿美金到中國來花是很合算的事。
我接著說道，中、美兩國生活水平的不同，使一些學者前些年提出建議，說舊有的以國際匯率計算中國經濟實力的方法已不適用，應換一種新的方法，即“購買力平價”法(Purchasing power parity) 。簡單地說，這些學者的理論是：一元美金在中國的購買力要超過在美國的購買力，因此計算中國經濟實力時要把這種實際的購買力加上去，不能只看一美元約等於八元人民幣的匯率。這些學者按此新方法一算，竟然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便認定中國經濟已經成為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的世界第三經濟實体。接下來美國媒體上就傳播起中國的崛起、中國之威脅等論調，一時間沸沸揚揚，炒作得好不熱鬧。
我說，昨天我們在火車上吃晚飯的經驗，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購買力平價”方法的創意，也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有創意的新方法固然可以助人認識現實，也可被別有用心的人用來扭曲現實、誤導大眾。我們大家昨晚在豪華列車的頭等艙用餐，但我們都有具體而切身的體會，這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餐車，這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飯菜，不管人民幣的購買力被怎樣地抽象膨脹，我們所看到的現實是，中國人正在逐漸解決溫飽問題，哪裡談得上威脅別人。
眾教師都點頭稱是。有幾位教師對我說，這次坐火車是最令人興奮、最有趣的經驗，總算有了點中國普通人生活的感性認識。我聽了自然高興，希望他們不是“吃了人家的嘴軟，”說的只是客氣話。
3
七月二十五日，一個悶熱的下午，我們到成都郊區訪問一戶農家。下了巴士之後，我們在水田、魚塘、菜地、竹林之間婉延穿行，走了二十分鐘才到達這戶姓岳的農家。帶我們來的岳先生在成都做旅遊生意，每年也介紹一百來位外國人到他自己的老家來看看。據岳先生介紹，現在農民的日子很苦，大米只買七毛錢一斤，農民再怎麼辛苦一年也就賣几百斤大米，賺几百塊錢；而送一名小孩上學，每年就要三百元。所以貧窮家庭的孩子便不上學。年輕的農民都進城去打工，一人每月能賺三、五百元錢便很不錯了。岳先生痛斥各級官僚漠視農民利益，認為如果政府不制定政策補貼幫助農民，農民的狀況會繼續壞下去，弄不好就會影響社會安定。
我們在岳家所見，都是老人、婦女和小孩，果然沒有青壯年。岳家的姑娘媳婦，忙了一個下午，給我們做了一頓丰盛的晚餐，鮮魚是魚塘裡現捉上來的，鮮得不能再鮮。農家宴客，餐具不免簡陋，偶爾也有蒼蠅飛來盤旋於菜碗之上。我注意到，三位教師沒有上桌吃飯(其中一位便是認定上海很不中國，表示要看真實中國的蘇珊)，到田間散步去了。其他的教師倒吃得很高興，有一位甚至說這是至今為止最好的一頓飯。也有教師議論說，主人準備了一個下午，不吃她們準備的飯菜是不禮貌的，間接表示了對那三位教師的不滿。
我們吃飯，蘇珊等三人在外散步的時分，正是村子里炊煙四起的時候。我心裡捉摸，蘇珊那時腦子裡在想些甚麼，眼睛裡看到些甚麼：是遠古遙接今日的悠悠寂靜，還是當下農村的破落、積重難返？是岳氏一家臉上的無奈卻又堅忍的表情，還是“西部大開發”所許諾的種種新機會？
中國的現實，就像任何國家的現實一樣，複雜而矛盾。從外面看進去，人們往往用幾句簡單的話來概括那複雜矛盾的現實。到實地一看，卻發現現實遠不是幾句簡單的話所能概括的。但我們的這些教師最終還得要用簡單的話來概括他們在中國的學習心得，要用他們自己的語言來表述他們對中國的認識，並向他們的學生傳授有關中國的知識。我很感興趣的，便是他們在這一過程中認識和語言的變化。我的印象是，有的人變化很大，有的人卻很小。這一印象在總結時得到印證，現在先按下不表。
二、 人、人情、人際交流
我們在北京、上海、蘇州、成都的大部分行程，是和旅行社商量之後請他們安排的，有導遊全程陪同。由旅行社安排的參觀遊覽，有許多便利，但也有不少“制式安排”的僵硬和千篇一律。和教師們聊起來，得知時下旅遊全世界都是一樣的：先去名勝景點參觀照像，然後被導遊帶去商店購物，天天吃一樣的專為遊客準備的飯菜。我們在中國的頭幾天，幾乎每頓中、晚餐都吃宮保雞丁和甜酸咕嚕肉，吃到最後大家都在嘀咕，甚麼時候換個口味才好。有教師非常認真地懷念起麥當勞來。
而對大多數教師來說，天天吃同樣的飯菜，倒還可以忍受；只是每天從早到晚到處走馬觀花，到了中國卻無法和普通的中國人交談，了解他們的真實情況和真實感受，則是一大遺憾。到中國的第二天，就有兩位教師大聲強調，她們最想做的事不是參觀名勝古跡，而是多和一般老百姓接觸交談。
教師們想多有一些人際交流的渴望很難由已經制式化的旅遊安排所滿足，只能另想辦法，給他們創造機會。我的辦法是請國內朋友幫忙，出力出人，和這些教師們交流。我所求助的幾位朋友都很幫忙，我實在是感激他們。
在蘇州，我請蘇州中學的薛建茹老師幫忙安排我們的遊覽日程。薛建茹在蘇州中學教英語，幾年前參加中美教師交流計畫，曾到紐約布碌崙一間中學做交換教師，教過一年美國中學生。我們到了蘇州，她犧牲了一個星期六整天陪我們。薛建茹熱情健談，英語流利，教師們輪流和她交談，從她的家庭、工作、學校，到蘇州的古蹟和環境保護，外資在蘇州的投資，無所不談。談得興起，便有教師動議去參觀蘇州中學。我們原來的行程?/a>有這項安排，但教師們熱情很高，於是我們便臨時決定增加了此項活動。薛建茹用手機打了一通電話，蘇州中學的張副校長 便在校長接待室等我們了。如果不是通過朋友，便不可能有這種臨時性、自發式的安排。
教師們到了蘇州中學，參觀教室、飯堂、室外及室內體育館，看得興致勃勃，又圍著薛建茹，問她無數的問題：教師的工資、工作量、學生的來源和學業表現。見了張副校長，又問他無數的問題。
我從旁觀察，一邊聽美國老師提問，一邊聽薛老師、張校長回答，越聽越覺得，許多仿佛是細枝末節的提問討論，卻反映了兩個不同文化彼此交流理解的不易。比如說，有一位教師麗莎問張校長，你們對吸毒學生和懷孕少女是怎麼處理的？麗莎來自紐約市一間中學，該校被這些問題困擾多年，她想借此機會向中國同行學些經驗。
張校長微笑答道，蘇州中學是江蘇省重點中學，能考進來的都是優秀學生，都雄心勃勃要進入全國重點大學，因此都頗自愛，吸毒、妙齡懷孕的問題並不存在。
麗莎看上去對此回答很吃驚，仿佛不相信世界上竟然有一所中學不存在吸毒、少女懷孕的問題。她的這種反應我很熟悉。和美國教師打交道這麼多年，我已經知道，如同一般美國民眾，美國中學教師對外國歷史所知甚少，他們對美國之外的世界興趣也不大，所以他們若有提問，往往是和他們自身的經歷和興趣有關。只是他們這種把別的國家的現實拉進自己所熟悉的切身經驗之內的傾向，很妨礙他們正確認識它國的現實，而久之又成了一種習慣，往往以美國人自己的想像和語言來代替認真的學習和思考。我知道麗莎對張校長的回答一定很失望，但我希望她還是學到了一點東西，那就是，中國和美國是很不一樣的，蘇州中學沒有吸毒、少女懷孕的問題。但是蘇州中學肯定有它自己的問題。是哪些問題呢？蘇州中學是怎樣對付這些問題的呢？但願麗莎從此能換這樣的方式來提問，對中國的現實真正有所理解。
另一位教師彼得的提問則使我認識到，許多人往往記不住在課堂上和書本上學到的知識，尤其是記不住七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社會已有巨大變化的事實，往往仍然用七十年代以前的老眼光來看中國；實地考察和人際交流則會讓他們暴露出這類思想懶惰的毛病。彼得向張校長提的問題是：你們收不收出身不好的學生？你們對 這些出身不好的學生有甚麼區別對待？一開始張校長不是很明白他的問題，經過一番翻譯詢問，我們才確知彼得想知道蘇州中學是怎樣執行“階級路線”的。張校長顯然覺得這個問題出自於對中國近二十年變化的無知，但他還是很耐心地向彼得翻譯，“階級鬥爭為綱、”“以階級出身衡量人”的口號和做法早在七十年代末就廢除了。我坐在那裡，卻覺得甚為尷尬。彼得去年參加過華美協進社主辦的為期一月的“中國歷史暑期進修班，”學習過這段歷史。而根據他提問的認真的樣子看來，他完全忘了學過的東西。更正確地說，他只記住了中國有“階級鬥爭為綱”的慘痛歷史，但記不住中國人拋棄那些極左教條的艱苦努力。我希望，彼得的這一提問，只是個別的例子；但我也從中知道，教一門課，不管你怎樣精心設計、怎樣辛苦講解，你不能假定所有的學生都全部消化吸納你所傳授的知識。因此，實地考察、面對面的人際交流應該是更好的吸納知識的學習方式。
在成都，四川大學安排了幾位英語專業的大學生陪同這十幾位美國中學教師。交談中幾位四川大學生試圖向美國教師印證，美國人都自私自利，沒有親情觀念，美國社會是一個無情無義的社會。這種對美國社會的偏見很使美國老師吃驚。來自紐約上州的柯素珊便拿出自己帶來的家庭照片集，讓四川大學生翻看，並向他們一一介紹自己的家人、親戚、朋友，用一個個具體的故事來証明她自己、她的家人以至她的親戚朋友都重視家庭親情，不是無情無義之人。川大的學生都很客氣，感謝柯素珊的友好表示，但我從和他們的交談中感覺到，並不是所有的學生都改變了美國人是自我中心、個人第一的看法；不過他們都很高興有機會和柯素珊以及其他美國教師交談，多一些對美國人的感性認識。這件事說明，誤解和偏見，是雙邊雙向的。
我們在廣州兩天的訪問日程，是我請我的大學同學、現在廣州文化局工作的陳玉環和她的同事幫助安排的。其時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以及南越王御花園發掘現場仍在裝修期間，尚未對外開放；陳玉環特別安排，這兩處我們都去看了。第二天一早我們先去順德參觀科龍公司總部，了解一個成功的鄉鎮企業發展的過程，實地觀看了該公司的冰箱生產流水線。下午，我們到順德碧桂園參觀。碧桂園是最近十來年發展起來的房地產公司，在廣州市附近建造了大量的中產階級公寓樓。站在樣品公寓的陽台上，許多教師都嘆道，他們在美國的住宅也沒有這樣寬敞。雖然只是一天的走馬觀花，大家對珠江三角洲的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已有了深刻的印象。
陳玉環和她的同事程存潔、小梁為我們特別安排的一頓晚餐和一頓午餐，也使我們這十七位首次訪華的美國教師對“吃在廣州”的說法有了具體的體會。晚餐是在泮溪酒家定的點心餐，每桌共上四甜四咸八道點心，再加上數道主菜。點心師傅巧手製作的點心，擺在盤中像是小巧靈動的小動物，教師們都讚嘆不己，紛紛取出相機先拍照一番，然後再細細品嚐，欣欣然又是一片讚嘆聲。第二天的午餐是在順德一家酒家預定的，全是道地的順德菜，精致可口，以宴會的程序一道一道的呈上來，大家在侍者的周到服務下慢慢品嚐評論，最是歡愉。有一位教師生長於紐約，現任教於舊金山，自稱最愛中華美食，吃遍紐約、舊金山、溫哥華的廣東飯館，在這頓午宴之後對我說，這次在順德吃到的魚羹和蒸河粉，是他在美國和加拿大嘗過的所無法比擬的，由此而感悟廣東烹飪技藝之“深不可測。”
我們在廣東兩天，陳玉環的兒子劉琨琨，還有另一位大學同學李若愚的女兒余翠挺，都全程陪同我們。琨琨今年高中畢業，已考上中山大學；挺挺已是大學二年級學生。他們兩人的英語都不錯，可以和美國教師們自由交談，偶爾有一個詞不明白，馬上掏出隨身帶的電子翻譯器查明，大体上不會影響彼此交流。幾位年輕的教師和琨琨、挺挺很玩得來，晚上相約出去看廣州夜景，到舞廳跳舞，去街邊飯館宵夜，直玩到半夜兩點才回旅館。有幾位教師一直對我說，要我感謝陳玉環、李若愚，這麼大方地將孩子借給他們兩天，使他們能夠有機會和年輕的一代無拘無束地交往。
在廣州，美國教師們獲得了這些旅行社制式安排下不可能獲得的新鮮經驗，都很高興，仿佛有一點“賓至如歸”的感覺。臨走的那天早上，陳玉環來向大家辭行，我順便向教師們說，這此我們到廣州來，身份不一樣；我們是廣州文化局的朋友和客人，不是旅客或顧客。廣州文化局、陳玉環和她的同事們，不想也沒有賺我們一分錢；相反，他們替我們省了不少錢，他們沒有帶我們去任何旅遊商店，不誘導我們買任何東西。他們尊重我們是教師，待我們如朋友，不惜付出大量的時間和工作，讓我們看到了我們想看的地方和事物，讓我們在廣州的兩天過得愉快。這便是中國人的待客之道，這便是中國人的人情。即便是在快速商業化的今天，我們還是有機會親身體驗了中國文化人情濃郁的一面。
華美協進社派出的率領考察團的行政管理人員申珍妮學習中國文化多年，有哈佛大學東亞系碩士學位。她對我說，廣州之行後，她對廣州、以至中國南方的印象完全改變了。據她說，她以前的老師都具有中國北方對南方的偏見，她自己不知不覺地受到影響，對廣東人、中國南方人怀有種種說不清的偏見，這次來到廣州，耳聞目睹，才發現那些偏見沒有事實根據，才知道廣州人如此有人情、有文化。
三、紙上得來終覺淺 絕知此事要躬行
申珍妮的這番體會，大多數教師也有同感。我們離開廣州之後到香港呆了四天，許多教師便說，他們開始懷念起廣州、懷念起大陸，早知道的話，還不如在廣州多呆兩天，在香港少呆兩天。
離開香港前，我們開了一個總結會，各人簡短地談了談自己這次學習考察旅遊的心得。以下所錄摘自我當時的筆記：
** 來之前我丈夫說，你去中國甚麼也看不到的，政府控制一切，你能看到甚麼呢？ 誇張一點說，我心理上也作了準備，準備到一個陰暗、冷酷的地方去，每天吃自己隨身帶來的食物，去哪裡都要排很長的隊，如果不小心走入一條小巷，那就完了，會被便衣警察抓起來。而二十天來，我在中國所見，卻完全相反，人們都很友善，所有的人都忙於從事經濟活動，我看今後中國要成為世界經濟活動的中心。我已經給我丈夫寄了明信片，說親愛的，你錯了。
** 我到中國之後才比較清楚地知道，我潛意識裡有很多對中國的誤解和偏見。二十天來我天天注意觀察中國人的表情和衣著，我覺得他們的表情都平和友善，很多人都打扮入時，又有很多人在街上邊走邊打手機，很多年輕人在網吧裡上網，這樣看了二十天，我覺得應該說中國人的生活還不錯，看起來也挺自由。於是我就問自己：為什麼我以前會想像中國是一個貧困的地方，到處都有乞丐討錢？
** 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國社會其實並不是那麼政治化，而是相當開放。我們所與之交談的中國人，態度都很開放。我最喜歡和一般人交往，和他們自由交談。有時交談也不一定要通過語言。我在上海時自己一個人走進一條小巷，碰到一位老人，用中文向我問話，我猜他是問我從什麼地方來的，我說美國，他便把右手拇指舉起往上一指，我那時心裡實在很感動。我也覺得中國的經濟發展勢不可擋，中國將來一定會成為世界經濟強國。我的兩個孩子都過了二十歲，如果他們還小，我會送他們去學中文。從今以後我會常到中國來，也許明年我就會和朋友一起來。
** 以前讀過書，聽過課，知道中國過去二十年有很大的改變，但就是沒有親身的經驗，沒有視覺經驗，想像不出來。現在看了這麼多，聽了這麼多，照了這麼多的照片和錄像，記了這麼多的筆記，總算是有了感性的、個人的經驗和體會。對我來說，怎樣把我自己所學到的東西教給我的學生，將是最大的挑戰。
大多數教師態度誠懇，實話實說。但不能指望所有的人經由一次旅行便改變了原有的想法。有一位中年男教師，在整個旅程中從未向我和任何人問過任何問題。我兩次試探性地想引發他討論，但他就是不參與，最後只好作罷。他對許多問題，都早已有定見，旅途中所見所聞，都似乎無法改變他原有的想法，而且他也不認為他原有的想法是偏見，相反地，在總結會上他直率地說，他不知道他二十天來所看到的是不是真實的中國社會。由於他不提問題，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的確切想法是甚麼，最後只好下結論這是一個自我封閉的人，由他去了。
另有一種人夸夸其談，也不能把他們的說話當真。有一位教師在總結會上激動的說，這次中國之旅對她來說是一次精神昇華之旅，認識到中華文化之美，現在簡直成了半個中國人了。我聽了，差點笑出聲來。赴華之前，華美協進社的主管人員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在中國吃飯，是大家分享，一碟菜上來十個人分，大家一定要注意禮儀。這條規矩，這位教師只記住了十天左右。等我們到了成都、廣州，她見到自己喜歡吃的菜，就把一碟菜的一半倒在自己的盤子裡，而且大聲宣佈：這碟小椒炒牛肉真好吃，我一個人就吃了一半！大家聽了面面相覷，啼笑皆非。這真是美國式的天真：一個從思維方式、行為舉止到吃相都是百分之百的美國人，卻自稱已成了半個中國人。
有人經歷求知途中的痛苦，真實而深刻。有兩位教師原擬研究中國宗教，題目、文章結構都想好了。到中國各地看了寺廟之後，他們深感困惑，尤其不理解儒、道、釋三教合一的民間宗教，最後只好放棄，改寫其它題目。我對這兩位教師，深有同情亦深怀敬意。
總結會上柯素珊的發言，最使我觸動。我對教師們說過一個故事：2000年，美國國會辯論是否永久給予中國正常貿易伙伴待遇。代表紐約布碌崙選區的一名國會眾議院Meeks 到中國訪問，搜集中國民眾的意見。Meeks 擺脫中國官方陪同人員，自己帶翻譯到上海街上問老百姓：“你愛中國嗎？”被問的老百姓大惑不解，答道：“我是中國人，能不愛中國嗎？”（見《紐約時報》2000年5月2日） 這是一個很極端的例子，顯示某些政客到中國去，不是要了解、認識中國，而是為了說明和強化自己的政治立場而去中國搜集對自己有用的材料。結果“中國”成了美國國內政爭中的一個“問題，”對中國現實全然無知的政客竟自認是中國老百姓的代言人。這種無知，聊天時說起仿佛可笑，但在某種歷史時刻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柯素珊在發言中重提我說過的這個故事，很認真地說，“我們教的學生當中，不應該再出Meeks這樣提問的人，我們的學生、我們的民意代表，到中國來，應該學會提一些好的問題。我們也應該給國會參議員、眾議員寫信，請他們在做決策之前，一定要到中國來看看，認識中國的現實。”
學會提好的問題，認識中國現實，恰是我們中國學習考察之旅的宗旨。柯素珊講得真好，一腔熱情來源於提一個好問題不容易的切身體驗。提好問題，可以增加了解，增加信任，增加和平；不好的問題則有可能導致誤解，導致猜忌，導致戰爭。但愿像柯素珊這樣的教師越來越多，以求知和維持和平的誠意，促進中美兩國之間的相互了解。
2002年九月於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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